坚决铲除“法轮功”邪教滋生的土壤

　　 经过半年多的揭发批判，人们对“法轮功”的邪教本质和危害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斗争的深入，促使人们作进一步的思考：为什么在90年代的中国社会生活中会出现“法轮功”这样一种现象？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对策？这需要我们从中国社会文化发展和现代化历史进程的长过程，联系当代中国社会生活的宏观背景深入进行研究。

　　一

　　“法轮功”并不是一种孤立的社会现象。80年代后期以来，我国就陆续出现了多种形式的封建迷信、伪科学、反科学、神秘主义现象，90年代以后呈愈演愈烈之势，成为当代中国社会文化中的一股有一定影响的暗流。除了相面算命、测字卜卦、阴阳风水、修庙拜神外，还出现了一些打着科学旗号的伪科学、反科学事件，如“丘氏鼠药案”、“科学算命企业案”、“卫星发射气功大师得奖案”、“水变油诈骗案”，以及“神医”胡万林等等，闹得沸沸扬扬。“法轮功”就是这种种现象的一个总代表、一种突出表现。

　　列宁曾经说过：“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列宁选集》第3版第2卷第375页）我们在研究“法轮功”现象以及它所代表的那股文化暗流的时候，首先就要注意到当代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现实状况，研究它所以产生的客观的社会原因。

　　近20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全面推进的历史时期，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极大地改变了社会面貌。现代化不仅仅体现为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而且是一个规模广泛的社会变革运动。在改革和现代化过程中，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我国社会经历着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的转变，从单一社会向多元社会的转变。这些转变也就意味着社会利益格局的调整、社会组织形式的改变、社会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变革，以及社会阶层结构和社会关系的重大变动。这样剧烈的社会变革具有纷繁复杂的特点，必然包含剧烈的思想上、观念上和行为上的冲突和斗争。一方面，我国社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发生的巨大变化引起人们价值观念、价值取向的深刻变化，经济关系、利益关系的不断调整给人们带来一系列实际问题并造成种种思想困惑；另一方面，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以及小生产意识还有广泛的影响，尤其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西方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加紧对我进行“西化”、“分化”，国内的一些反马克思主义势力与之沆瀣一气，拼命同我们争夺思想阵地，其要害就是妄图动摇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动摇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动摇人们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信心，动摇人们对党和政府的信任。这一切，使我国政治思想领域的斗争呈现出极为复杂的状况，有时甚至表现得十分尖锐。正如江泽民同志所指出的：“历史上，每当社会处于重大的转折关头，思想领域的矛盾和斗争往往是异常激烈的。”“法轮功”邪教的出现，正是这种斗争的一个特殊表现形式。

　　深刻的社会变革使我国社会生活发生的另一个重要变化，就是空前规模的社会流动。这为整个社会生活增添了巨大的活力，人们的社会生活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样化，包括经济成分多样化、社会组织多样化、生活方式多样化和职业选择多样化。但随着社会组织形式的变化，原有的社会控制系统出现了减弱或软化的情况，整个社会正在进行着重新整合。这就为民间的、非正式的社会群体活动提供了一定的空间。“法轮功”邪教能够在短短几年内迅速膨胀起来，不能不说与新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控制系统尚不完善有一定关系。

　　对于“法轮功”邪教的出现，仅研究客观原因还是不够的，还必须注意它产生的主观原因，即它出现和发展的社会心理基础。否则，就难以在今后的社会发展进程中彻底杜绝此类现象再度产生。在经济和社会急剧变化的过程中，人们面临着许多新的、不熟悉的东西，生活领域的变动性、选择性加大，整个社会充满着机遇与变化。这对人们的心理产生了重大影响。人们的常规行为方式和反应模式与这种新环境、新情况、新变化还不很适应。如果不能对新环境进行心理调整或调适不当，就会产生一些不正常的、不健康的心理状态，盲目地相信某些不可思议的、神秘主义的、非理性和超自然的东西，相信某些所谓“奇迹”。这就为各种神秘主义、封建迷信、伪科学和反科学的东西提供一定的社会心理空间。“法轮功”之所以能够欺骗那么多的人，正是在一些方面迎合了某些社会心理需求，特别是迎合了某些心理适应不良的或属于社会弱势群体、边缘群体的心理需求。如心理安慰功能，李洪志许诺要“往高层次带人”，修炼可以成为“超常人”，进入“高层次”，让人们得到某种虚幻的满足；治病健身功能，这是李洪志骗术能够得逞的主要原因，许多人最初参加“法轮功”修炼活动都是听信了这种宣传；社交功能，使修炼者补充了新的社会关系———同教关系；晋升功能，通过任命“站长”、“辅导员”等，使一些人尤其是在实际生活中有挫折感的人，找到了新的地位，获得良好的自我感觉和自我满足。“法轮功”迎合了人们的一些心理需求，但它却是以封建迷信的、神秘主义的、反科学和伪科学的东西，宣扬一套粗俗唯心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来欺骗群众，并且采取一系列控制信众思想的手段，麻痹人们的社会感情，消磨人们的意志，扭曲人们的心灵，给人们的身心健康造成了极大的损害。

　　二

　　“法轮功”现象的出现，不仅具有现实的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而且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法轮功”现象，包括它的组织形式、活动方式、思想体系、符号象征系统等等，有很大一部分是从中国古代的民间文化、封建迷信、秘密社会中借用过来的，有的是直接搬用，有的则进行了一些现代的改装。这就是说，“法轮功”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旧中国封建文化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一种复活，并且是其中最愚昧、最落后、最荒诞的那一部分的复活。

　　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要弘扬民族传统文化，从我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中吸取文化资源和精神动力。这是我们把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推向前进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传统是需要分析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包含着极为丰富和极为庞杂的内容。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传统文化的作用、功能和影响，也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需要进行认真的清理、选择和批判、改造。一般而论，任何一种文化都可以区分为社会主流文化传统和民间文化传统两个系统。前者包括社会上层的主流意识形态、政治法律、典章制度等等，在中国就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思想传统及其各种表现形式；后者包括各种风俗、习惯、禁忌、崇拜等等社会下层的民间文化形式。两者具有一定的同构性，并且向上或者向下互相渗透。但是，它们又有各自的传承系统，按照各自的方式和渠道传播和继承。五四运动以来，中国人民在探索现代化发展道路的过程中，对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社会主流意识形态进行了猛烈冲击和批判，最后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与此同时，被从主导地位上拉下来的儒家思想等，在经过了这样的冲击和洗礼之后，其精华部分也被融入到当代中国的主流文化之中，成为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一种文化资源。与此相比较，民间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过程中所受到的冲击则比较弱。虽然“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50年代的移风易俗等，都对民间传统文化有过甚至也是比较激烈的冲击，但由于它们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紧密联系，也由于在日常生活领域应该确立什么“新”的东西，不十分清楚和明确，没有获得广泛的社会共识，所以，民间传统文化并没有得到认真的清理和现代化的改造。民间传统文化中有许多积极的、健康的、体现中华民族美德的东西，同时也包含许多封建、迷信、愚昧、落后的东西，在有些情况下，这两部分又是交织在一起的，不容易区分和清理。这种民间传统文化具有一定的社会群众基础，还广泛地活在今天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一旦遇到适当的时机，一旦有适当的气候条件，保留在民间传统中的封建迷信的东西、愚昧落后的东西，就可能以原有的形式或改装的形式，重新活跃起来并迅速蔓延。

　　在对中国民间传统文化影响的分析中，我们还应该注意到中国民间秘密社会、秘密教派的影响。所谓秘密社会，是指那些具有秘密宗旨和教义，按照严格的秘密仪规从事“反社会”活动的下层民间团体。由于这些团体都在秘密状态下进行活动，因而构成了一个外人不易了解、官方不易控制、正常秩序难以容忍的群众聚合体。中国的民间秘密社会、会道门或民间教派，从元末的白莲教开始，已经延续了5个世纪，到解放后被取缔以前多达四五百种。在这几百年的秘密社会、会道门的传统中，“末劫观念”是从白莲教开始一直到各派会道门一以贯之的信念。他们用各种各样的语言说明世界到了最后的一个大劫，到了最后一个大灾大难的时代，只有入教门的人才能得到拯救。李洪志宣扬的“末世论”，正是与此一脉相承的。不仅如此，“法轮功”的许多观念、信仰、活动方式和组织方式，甚至符号象征系统和表意系统，都可以从过去的秘密社会、会道门或民间教派中找到源流。可以说，正是因为“法轮功”现象从中国古代社会民间传统文化和秘密社会传统中获得一定的文化资源，才可能在不长时间内迅速聚集、膨胀和蔓延。

　　三

　　“法轮功”产生的现实和历史根源说明，它的出现有着一定的思想政治、社会心理文化等基础。因此，要夺取同“法轮功”斗争的彻底胜利，除了进一步采取有力措施摧毁其组织体系，依法打击极少数邪教骨干分子和继续从事非法活动的死硬分子，教育挽救受蒙骗的信众，还要着眼长远，着眼大多数，着眼深层次问题，通过深入批判李洪志的歪理邪说，清算“法轮功”的社会危害，使广大人民群众增强对各种封建迷信、伪科学、反科学和神秘主义现象的政治敏锐性和鉴别力，增强人民群众与它们进行斗争的自觉性和战斗力；还要清除与“法轮功”现象相联系的各种腐朽、落后、愚昧、丑恶的社会现象，从而铲除“法轮功”得以滋生的社会土壤。实际上，批判和清算“法轮功”现象，正是深入清理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特别是深入到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封建迷信、神秘主义的东西的有利时机。经过这场斗争，必将进一步澄明社会气象，净化社会氛围，弘扬社会正气，昌明科学理性，为把一个健康、文明、充满朝气的现代中国社会带入21世纪创造条件。

　　要通过批判和清算“法轮功”现象，在全民中深入进行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无神论教育，进一步坚定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巩固全国人民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正如江泽民同志指出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是我们战胜一切敌人和一切艰难险阻的强大思想武器。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来指导我们的一切工作，始终是我们十分重要的任务。丢掉了这个强大的思想武器，我们的事业就不能取得成功，就会发生失误和挫折。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要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始终不渝地坚持下去。”（《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唯物论和无神论》，《人民日报》1999年8月9日）

　　要通过批判和清算“法轮功”现象，进行全民科学教育。在反思“法轮功”现象的时候，许多人都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李洪志的歪理邪说漏洞百出，稍有科学知识的人都会看出其破绽，为什么能蒙骗那么多的人呢？而且其中不乏具有一定文化层次的人。正如大家都指出的，关键是国民的科学文化素质问题。据一份关于中国国民科学素质状况的调查显示，当代中国国民的科学素质水平，与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事业的要求很不适应。提高国民的科学文化素质，首先应该普及基本的现代科学知识。但是，只有科学知识还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要具有科学精神、科学态度、科学意识。要把科学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按照科学的方式去生活。这样，任何封建迷信和伪科学、反科学现象，在社会上就没有立足之地了。“五四”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也可以概括为科学与迷信、文明与愚昧、进步与落后斗争的历史。我们要高高举起科学与民主的旗帜，旗帜鲜明地与一切伪科学、反科学现象，与一切封建迷信、神秘主义现象作斗争，在全社会昌明科学、弘扬理性。

　　要通过批判和清算“法轮功”现象，在全民中提倡文明、健康、科学的生活方式。现在，人们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正在进入小康社会。与之相应的是，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要求也普遍提高。那么，如何提高生活质量，以什么作为提高生活质量的标准，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早在80年代中期，《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就把建立文明、健康、科学的生活方式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这也是全面提高国民的科学文化素质的重要方面。现在，我们要进一步扫除人们日常生活领域中一切不文明、不健康、不科学的现象，使全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进一步得到提高，以朝气蓬勃的精神力量去创造文明、健康、科学的新生活。

　　批判和清算“法轮功”现象，是近10年来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场极为严重的政治斗争，同时也是近20年来最深入的一场科学反对迷信、文明反对愚昧、进步反对落后的文化斗争，也是近百年来中国社会现代新文化、新传统对封建主义旧文化、旧传统斗争的一次总清算。这场斗争涉及共产党人的根本信仰，涉及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根本思想基础，涉及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对中国的长治久安，对中国社会未来的发展，对中国以什么样的面貌进入21世纪，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在21世纪的全面推进，都具有深远的影响。我们一定要按照党中央的部署，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彻底摧毁“法轮功”的组织体系，肃清它的恶劣影响。同时，还要努力铲除它赖以滋生蔓延的社会土壤，避免其死灰复燃，并杜绝同类现象的出现。